近来,中纪委屡次发文,严禁节日期间公款送礼。然而,一种名为“礼品册”的商品在网络上销售火爆,送礼与收礼互不见面,发票名目可选择办公用品、劳保用品、教材资料等。送礼者先确定礼品档次并付款,留下收礼者地址,网站先寄给收礼者一张有账号密码的礼品册,收礼者通过密码登录网站,自行选择,之后礼品会快递送达。
　　在中纪委一个又一个的禁令之下,礼品册、电子礼品卡等网络送礼方式的时兴,给人一种强烈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感觉。所谓“送礼神器”,虽然借了网络外壳,本质却毫不新鲜,无非两个特点:一是送得更便捷更巧妙,让收礼的人感觉安全；二是发票可以随便开,送礼的人能够走账报销。对于前一个,其实不乏监管手段,通过电商平台,既能查到购买者姓甚名谁,也能查到收礼者什么来头。至于发票随便开,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唯有管住发票,“送礼神器”才会黯然失色。一方面,发票登载信息越多越好,大力推广电子发票,将交易中的商品名称、数量、单价等内容详细记录在信息系统和发票票面上。另一方面,要重奖鼓励消费者举报商家乱开发票。
　　当然,“送礼神器”之所以会有市场,根本原因还在于禁令的威慑力不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送礼神器”,而在于“收礼神胆”——如果官员真的不敢收礼了,再巧妙的“送礼神器”也不会有市场；正因为官员依然敢收,所谓“送礼神器”才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禁了会员卡又来电子礼品卡。
　　禁令一个接一个,为什么官员还敢收礼?因为禁令针对的都是具体的节日,或者具体的项目,只要禁令没有涉及到的,比如电子礼品卡,似乎就“令无禁止即可为”。我们急需一个明确的规定,划出一条清晰的红线,告诉官员哪些收礼行为是正常的“礼尚往来”,哪些则涉嫌贪污犯罪。而且,一旦触碰红线被揭发,就将永久记入案底。
　　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对公务员收礼一般都划有明确的红线,比如在新加坡,收取礼物50新元(250元人民币)之下不算违法,超出部分要买下或上缴；在德国,价值超过15欧元的礼品或酬劳必须上交,否则就违法；在美国,公务员每年接受礼物的市场价值不能超过50美元,每次接受礼物的市场价值不能超过20美元,而且不能是现金、礼券等,否则可判处15年以下监禁……
　　总之,最需严厉打击的,不是推陈出新的“送礼神器”,而是官员的“收礼神胆”。只要官员因为慑于严厉而明确的法律红线不敢随便收礼,“送礼神器”自然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