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业高管来说，薪酬高的同时还能旱涝保收。例如，成都银行年报显示，其行长、副行长等管理层平均薪酬多年上百万元，水平频频赶超五大行。然而，2012年其净利润增速从48%缩水至5.74%，同比放缓近九成，成为业绩最差的排队上市银行。
    国资委、银监会近年已多次要求，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应与绩效挂钩，商业银行的薪酬机制也需与治理要求相统一。“但现实中，不少国企高管多数时候都旱涝保收。”某银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坏账核销，利润从50亿元骤降至2亿元，降幅超过九成，高管薪酬却未受影响。
    专家建议，从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的需要来看，规范任职、薪酬机制可以走市场化的“双轨制”之路。
    截至上年末，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已达62.66万亿元。贺瑛认为，国企高管的任免、产生要逐步市场化，薪酬应和高管的产生方式挂钩；如果靠任命当高管，应明确限薪；如果是市场化选聘，薪酬与问责要与市场水平看齐，与业绩关联，对股东负责，要根除“自己定标准、自己拿高薪”现象。
    《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已要求，商业银行应制定绩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规定。银行有权视任职期间过失，向高管追回绩效薪酬。“但至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名国有金融高管因坏账、违规放贷，被追索或止付薪酬。”孙立坚说。
    业内人士建议，还要刹住官员赴金融机构任职之风。我国首家民资控股的城商行、台州银行董事长陈小军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市场化的激励与竞争，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本土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