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汾，字鼎丞，1874年生于涛雒镇官庄村，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同盟会创始人之一，1954年4月在台北去世，蒋介石赠送“清德耆勋”匾额。出版书籍《诘雅堂丛集》六种;《毛诗解故》、《毛诗韵聿》、《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
【开明父亲启蒙人】
　　出日照城往南45里至古镇涛雒，再从涛雒往西5里就到了丁惟汾的出生地官庄村，一个丁姓族人聚居的村子。这些年随着台海两岸关系的不断亲密，丁惟汾的名字又被大多数村民知悉，但是村民忙于生计，也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关心丁惟汾的事迹，倒是现任支部书记丁书记赶上了丁惟汾纪念馆的建立启动仪式，对丁惟汾其人其事很是上心，并希望能有机会积累些资金全面恢复丁惟汾的故居和鼎丞小学的建筑，用于村里的幼儿教育事业，以秉承丁惟汾的初心。
　　丁惟汾的激荡人生与日照丁氏家族的显扬发展是分不开的，更是与父亲的教导与启蒙分不开的，是父亲第一个在丁惟汾的世界里打开了一扇宽广而缤纷的门，并用那个年代地方秀才少有的开明引领和启发着丁惟汾，追寻自己的理想走出了不平凡的路。其父丁以此，号竹筠，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业，对文字、音韵颇有研究，所著《毛诗正韵》、《韵例》等曾令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名家大为激赏。(《毛诗正韵》一书，在民国初年曾刊印过500部左右(每部4册)，大概国内主要图书馆，或许还有馆藏。)
　　就像戏曲里演绎的一样，秀才穷，穷秀才，我没有读过丁氏家谱，不知道丁以此的父亲做过什么，但丁以此却只是个穷秀才。由于家贫，丁惟汾自幼便常跟随父亲参与各类劳作。其兄丁惟淞更是早早就学会了赚钱养家，他既干过手工活，也曾经营过布店、酱园。通过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丁惟汾和其侄丁立同方得以上学读书。
　　但不同于戏曲演绎的是，丁以此虽为乡间穷秀才，但却不像同时代的寿镜吾老先生，愤于世俗，隐于书屋，只设“三味书屋”启蒙幼童文学，儿子外出仕任被斥为大不孝。丁以此虽入仕无门却不乏忧国忧民的情怀，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而且极为崇尚西方民主进步思想。他在家里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课幼孙”。家里的菜园门上也贴有“闲时铲平专制草”等句。在这样一位博学而开明的父亲的启蒙教育下，丁惟汾自幼就熟读古书，尤其对《左传》、《史记》等史籍倒背如流，同时也对欧美的民主思想产生了无限向往。青年时期，丁惟汾便通过县学考试成为廪生，随后又赴济南考入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1904年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背着振兴家族的希望和父亲欧风美雨的理想，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在这里，丁惟汾不期而遇见了革命。
【永恒追随中山先生】
　　在日本，丁惟汾很快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廖仲恺等人，1905年7月，一个叫孙文的人来到留日学生当中，他的激情与主张给了留日学生深深地震撼和折服， 
8月20日，丁惟汾和百余名留日学生参加了同盟会成立大会，歃血盟誓，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会纲。黄兴基于对丁惟汾能够从容负重的性格的了解，极力向孙中山推荐他，所以就在这一天，丁惟汾和徐镜心被推选为山东省主盟人，丁惟汾还被指定负责与山东省革命同志的通信联络。
　　同盟会成立以后，丁惟汾与蒋衍升在日本创立了《晨钟》周刊，大力宣扬革命理想。通过两年的强势宣传，同盟会吸纳了四百多名留日学生，其中山东籍学生即达五十余名。《晨钟》创办以后，很快便传至国内，志同道合者相互传阅，如获至宝。与此同时，丁惟汾还团结各省革命党人勇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而在国内，丁惟汾则将目光投向了教育，在他的影响下，革命党人掀起了兴办“公学”的热潮，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基于丁惟汾的突出贡献，孙中山欣慰地发出了“惟丁是赖”的感慨。
　　1907年，丁惟汾回国，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丁惟汾不仅通过创办染织厂、印书局等赚取经费，还动用武力劫夺清廷官款。1911年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在丁惟汾的策划下，山东省宣布独立，并成立了烟台军政府，与南方义军相互为映形成对清军的夹击。在《山东讨满檄文》中，丁惟汾表达了岳武穆般壮烈的爱国情怀：“愿我东人，凌厉无前，枕戈击楫，回复山河。
　　然而革命总不是轻易成功的、从来都是伴随着背叛与复仇，留血与牺牲。随后，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宋教仁遇刺于上海，徐镜心受戮于北京，孙中山避难于日本，诸多革命党人惨遭迫害。袁世凯以卖国条件筹措善后大借款以镇压革命，丁惟汾坚决反对，袁世凯派人拉拢他，威胁他，从不妥协的丁惟汾愤怒了，他怒吼道：“我们革命党人有自己的坚守，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1914年孙中山发动的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解散议会，丁惟汾决定返乡，回到官庄一边耕读，一边密谋讨袁大计。《丁鼎丞饭牛图》展示了那一段光景，村里有几个老人还能记得从父辈那里听来的丁惟汾在家乡干活的那个时段的故事。
　　而几乎与此同时，丁惟汾的外甥薄子明在孙中山的指挥下正在筹谋一场护国反袁的运动，1915年末，护国战争打响，丁惟汾勉励义军“昨为逆军，今为义师，千载一时，勿失良机。”薄子明为护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不久却被反动军阀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仅25岁的生命，后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这是丁惟汾革命道路上的第一个印痕深深的伤痛。那一刻，他一定是不敢见大姐，他担负起了抚养薄子明两个幼子的责任。而这以后，他的这种伤痛不停地上演，革命期间因追随他的信念和理想参加革命而牺牲的亲族、同乡、学生多达150多人，平均不超过30岁，生命的年华都止在了灿如夏花的年龄。日照子弟尹景伊、王尽美、安哲、都和薄子明一样，被写进了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他的外甥郑培南、随他一起东渡日本的侄子丁立同(丁君羊的哥哥)也都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以自己青春鲜红的血肉，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更如一盏盏璀璨的明灯，照亮在日照精神文明建设的上空。
　　1916年3月，丁惟汾到上海，联络17省国会议员通电讨袁，同时公告各国公使，决心诛除叛逆。6月，袁世凯病死，恢复国会，丁惟汾赴京议政。曹锟贿选大总统，丁惟汾发表慷慨的《离京宣言》“大敦误国，贤者避也，会场铜臭熏天， 
议员人格破产。寡联鲜耻，害等洪水，相率离京、倘贿选成功、仗义声讨，绝不后人”，和一些正直的议员愤然离京。1917年，北京政权落入段祺瑞之手，解散国会。丁惟汾毅然跟随孙中山，南下组建非常国会，创建《建设杂志》、《北方周刊》等刊物，鼓吹思想革新。后黎元洪大总统为了拉拢丁惟汾，欲为之颁发二等嘉禾勋章，不想却换来了其一顿臭骂：“须知卑劣手段，可以施诸蝇营狗苟之徒，不得辱及砥砺谦遇之夫。鄙人清白自矢，守身如玉，勿以亢规之尘，来污我之心也。”1919年10月，孙中山接受丁惟汾的建议改中华国民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2年6月，丁惟汾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中国国民党党支部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治党生涯。1923年，孙中山委派丁惟汾担任辅助总理的重任，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党章草拟工作，此后，丁惟汾积极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受命筹建国民党北方党支部，与李大钊并肩战斗了一段日子。
　　1925年对于丁惟汾来说是一个更为悲痛的年份，3月，孙中山病逝，丁惟汾承担了治丧的重任，6月，与他一起生活多年的侧室夫人郑荃芳病逝，丁惟汾事后得知噩耗，伤痛不已：“天地无情、有死有生;天地有情，无死无生;烽烟遍地、南北各天;生离死别、于今六年;有言在耳，控余心弦;黄泉路渺，祝汝安眠。”这哀哀伤痛，不仅是对夫人的思念，还有对革命事业前途的渺茫和彷徨。
　　1926年7月，丁惟汾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讨论北伐事宜。这次会议，对丁惟汾特别重要，他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青年部长，使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1927年秋，丁惟汾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导长。由于丁惟汾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拥有巨大声望。为了获得右派青年的支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充分利用丁惟汾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巨大招牌。另一方面，丁惟汾素与汪精卫、胡汉民不睦，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他也一度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两人党军结合，先后挫败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共同组织了南京国民政府，成就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1928年，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丁惟汾同蒋介石、陈果夫一起提出了《中央党部改组案》。丁淮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1929年夏，该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他出任教育长。丁淮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1931年6月，被选为中央党部秘书长;12月，兼任监察院副院长。1935年后，历任五届、六届中央常委。
　　在丁惟汾面前，蒋介石总是毕恭毕敬地称之为“七哥”。但丁惟汾毕竟不是他的嫡系，因此蒋介石在内心里一直对其存有戒心。同样，丁惟汾也逐渐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感到不满，便刻意与其保持距离，甚至一度闭门不出，拒绝出席各种会议。蒋介石想让他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以“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为由拒绝，蒋介石又请他担任交通部长，他给了他一个令其哭笑不得的理由：“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怎么能做交通部长呢?”事实上，他只是不愿忘记自己的初心，1928年，他在自己的一张相片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手把斧柯斩乱藤，云山踏遍千万层。芒鞋几双都穿透，严濑滩前拜子陵”，表达了自己将效仿东汉高士严光的心志。此后，隐居上海青岛著书立作。此后虽也任职，但干的最卖力的是国民政府抚恤委员会主任和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两个职务，一个让他能继续追寻孙中山的理想，一个让他能有机会再次守在一生视之如父兄的孙中山身旁。在抚恤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上，丁惟汾主持承办了自己的爱徒张自忠将军的国葬葬礼。
【交通营救共产党员】
　　孙中山曾对丁惟汾说：“鼎丞，革命是动的，我们要努力联络，唤起民众，埋下深国根基。”在孙中山的理想里，革命是为了民主、民生、民权，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因此对于共产党的主张也很接受，积极“联俄、联共、扶住农工”，丁惟汾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接受安排与李大钊等中共领袖开展北方党务工作。期间，为了寻找革命的出路，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曾到苏俄一游，回来后向其谈起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合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丁惟汾听罢，立即致信堂弟丁惟溪，令其关闭在涛雒城堡内所经营的“汇昌银号”。他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1924年，由他抚养长大的侄子丁君羊在跟随他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的时候，结实了共产党员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丁惟汾也没有反对。
　　1930年，丁君羊、赵尚志等三十余人因执行“立三路线”、进行抗日宣传而被张学良逮捕，并落到了雷恒成手里。雷恒成是谁呢?正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他因心狠手辣还获得了“雷锤子”之称。根据内部消息，其中七名共产党员将被枪决。时值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丁君羊之妻于培真受党组织委托到上海找到丁惟汾，请求其出面找张学良进行营救。丁惟汾得知此事后立即起身赶赴南京，当他通过谭延闿、何应钦等人帮忙拜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早已知其来意，故意说道：“这些青年人也太不像话了，竟在一个追悼会上，公开喊反对日本的口号。”
　　一向不愿交通求人的丁惟汾只能含蓄地说：“我哥哥那个孩子(丁君羊)，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紧接着话锋突转，“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这句话戳到了张学良的疮疤，张学良沉默了，发电报致东北，将枪决改作看守。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丁惟汾又派秘书至东北营救。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将关押在一起的三十多名共产党人悉数释放。出狱后，赵尚志领导创建中共巴彦抗日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36军独立师)北满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后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2009年，赵尚志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丁君羊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化名丁基实赴德国留学。
【与李大钊并肩战斗】
　　在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丁惟汾积极赞同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受命筹备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与共产党人李大钊一道，开展国共合作，共同领导北方党务。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把国民党列为“非法”，丁惟汾和李大钊冒着生命的危险默契配合，成绩斐然，在当时极其艰苦、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乔装改扮，穿大街走小巷组织活动，上关外、下中原发展党员，仅1924年就发展了14000多名党员，其中，山东籍2000多人。在这一时期，丁惟汾和李大钊还发起了“好青年进黄埔运动”，促使一大批北方优秀青年南下投入黄埔军校。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热情。3月18日，李大钊和丁惟汾组织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反帝大联盟、广州代表团等60多个团体、80余所学校约计5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为掩护群众而受伤，丁惟汾则被一名山东籍警察一把拉到，幸免于难。鲁迅发表了《纪念刘和珍君》，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的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惨案发生后，执政者不但不收手，反而意欲通缉丁惟汾、李大钊等人，为保存有生力量，丁李二人只得率国共两党党部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内，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张青扬。但这仍不是最终结局，1927年，张作霖公然违反国际准则，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60余人逮捕。那一天，丁惟汾正在外面办事，他的一名随从有机会跑了出来，躲在一个巷口一直等到他归来，丁惟汾才幸免于难，避居于天津租界。李大钊遇害后，丁惟汾很是难过，多年以后还常常提及：“李先生是位正派的政治家，他的死，是北方革命事业的损失。
【为有担当赴台湾】
　　在中国的生存文化中，“城里有人好做官”一直是被奉作教条的，现实社会也往往如此，一人得道，仙及鸡犬。但中国的历史又极其尊重清官，史上少有的不为私己谋福利的官员要么累死，要么穷死，都被载入了史册。丁惟汾目前没有以专门的传记被载入史册，但却被载入了乡情的笑谈中。在丁惟汾的家乡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七老汉子背叉手，三民主义不离口，亲戚本家不提拔，时候时候又时候。”丁惟汾在兄弟中排行老七，在他的人生世界里，闹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在乡民的眼里，他是做了大官的人，就像韶山的老乡跑到北京向三伢子毛泽东要个官做做一样，日照乃至山东的或为生活计当差的，或为私利谋求前程的，总是免不了到丁惟汾那里谋差升职。丁惟汾总是拒绝，总是以三民主义的信念挡驾，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革命正处在艰难中，哪能为你谋福利。利用职权谋求私利是变相的贪污，是比偷还可耻的行为。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
　　丁惟汾始终拒绝这样做，但他又不停地收养革命遗孤。丁肇中的母亲就是丁惟汾收养的民国烈士王希成的遗孤，并促成了其和丁观海的婚姻。丁惟汾一生掌管着大量的党国钱财，在撤退台湾的时候，却只有六两小金豆。因丈夫黄万里坚持一个搞水利的就应该留在祖国的大江大河而选择留在大陆的小女儿丁玉隽，从西北做飞机赶到重庆与他送行，他对她说“我只有六两小金豆，你帮我缝在衣服里，以备不时只需。”多年以后丁玉隽回忆此事，还感慨地说“他真是个可怜的小老头，他一生掌握那么多钱财，别说六两小金豆，就是六百两也算不了什么。”
　　丁惟汾本来是可以不走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老同事的身份亲赴林园拜会了他，解放前夕，中共派出潘汉年数次去挽留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个75岁的老人。但是他还是选择去了台湾，他清楚地知道，他留在大陆是可以的，但是他的那些国民党学生们不能留下，而他不去台湾，他的弟子们的前程在那里也似乎看不到出路，为了一份担当，为了一份道义，他选择了走，但他内心也充满凄凉：“我要不是身体不好，，现在不是望南走，应该是往北走。” 
他走了，陈毅元帅大为遗憾，一直惋惜“他老人家实在不该走，难道还没有他养老的地方吗?”一别四十年，乡愁是赴台人员的集体诉求，和丁惟汾交好的于右任曾以歌代哭：“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望兮，唯有痛哭。。。。。。。”丁惟汾最后的岁月，又何尝不饱受思乡的孤独凄楚。孙先生的理想是振兴中华，现在连中华大地上正发生着什么都不知道。
　　到达台湾的第一年，到处都是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丁惟汾虽位居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之职，却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只能借住在朋友家，稍作安顿后，他的家就成了赴台同乡的免费接待站、招待所，家里经常席开三四桌，有的人在他家里一住数月，直至安顿下来。
【继承父志传经学】
　　丁惟汾本质上是个学者，在治党理政之余，勤学苦研。他幼年秉承家训，深研古韵。中年以后，与章太炎等往复商讨，析合古韵部类，多有收获。钻研毛诗、方言、尔雅，皆有著述。出版书籍《诘雅堂丛集》六种;《毛诗解故》、《毛诗韵聿》、《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对于丁惟汾的成绩，国学大师傅斯年指出“其能退而传经，进而明进，如我日照丁先生者，旷览史乘，未多軥也。”.
　　自1928年以后，丁惟汾“阅历人情知纸厚，看开世事觉山平”，谢绝了蒋介石的慰留，居住在上海，开始了学术研究，1932年，丁惟汾变卖日照的家产在青岛齐河路选了一块地盖了一座小楼，取名“诘雅堂“，准备退隐研究学问并在此养老。
　　但是丁惟汾的退隐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丁惟汾又被征召入京。但是青岛的家是丁惟汾的心爱之所，除了八年抗战被迫离开，一直到1948年离开大陆，每有空闲，必定直奔青岛，每次回到家中，他就像老僧入定般沉寂在无涯学海里了。
　　丁惟汾在青岛读书写作的生活，他的表弟王崇武(前济南市长)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二十二年侍先生居青岛，先生每日黎明即起，洗漱既毕，即执笔伏案疾书，任何客人至前，均属耳无闻，目无见，直至午餐为止。日日如此，月月如此。。。。。”这是丁惟汾一生写作最丰富的时期，他的大多数著作都在此完成。素以狂狷著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眼里容不下几个人，却一生与丁惟汾交好，二人曾同游西湖，章太炎有“怀经绝孔壁，论韵识齐东”的诗句相赠，对他的学术成就推崇至极。
　　1934年丁惟汾在济南营建山东革命烈士公墓，表旌山东辛亥革命以来牺牲的志士。在丁家官庄捐建鼎丞小学，给故乡子弟提供一座免费就学及住宿的完全小学。1936年，孔子的七十七代孙、袭封31代衍圣公孔德成拜丁惟汾为师，正式成为诘雅堂的入室弟子。丁惟汾对台湾国学界影响深远，他的弟子屈万里、孔德成在台湾培养了大批学人。1954年5月12日丁惟汾病逝，蒋介石亲临吊唁，同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题写挽联：“开国为元老，传经做大师”。
【促成丁观海的婚姻】
　　丁观海，1911年出生于涛雒镇“五宅”一个大户人家，自幼聪明勤奋好学，1925年考入济南一中，受丁君羊等共产党人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由共产党员刘君雅介绍加入共青团，与同乡安哲、陈雷、李年章、郑天九等成立“日照少年学会”，每天在丁君羊的宿舍里学习，从事革命活动，后被逮捕，被丁惟汾悉数救了出来。在丁惟汾的家里，丁观海结识了他的妻子——王隽英，王隽英是烟台海洋人，父亲王以城在丁惟汾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牺牲于1912年的诸城战役，丁惟汾将王隽英收养为义女，资助她读完燕京大学后，又帮助她争取了公费留学美国的机会。丁观海为追随爱情，辞去山东大学的教务，母亲变卖家产资助他，在丁惟汾的帮助下自费赴美留学，在美国，丁观海和王隽英结为伉俪。
　　抗战前夕，丁观海报国心切，先期回国，王隽英在回国的路上生下了长子丁肇中。不久回国，1938年春节，丁观海带着母子在涛雒度过，之后继续任教于山东大学，后又任教于重庆大学，1949年赴台湾。1960年，王隽英病逝，临终前给儿子留下谆谆遗嘱：“爱科学、爱祖国，双爱双荣”。1976年，丁肇中因为J粒子的发现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和美国当局进行了艰苦的争取之后，生而为美国公民的丁肇中在瑞典皇家学院的领奖台上，首先用中文发表了他的获奖感言：“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早前曾有有识之士提议在涛雒建设“三丁院”，将丁守存、丁惟汾、丁肇中的事迹全面展示出来，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当年初接触材料时我还疑惑，丁以此，一个乡间的秀才何以知道欧风美雨那些事儿呢?丁观海的母亲，一个小脚老太何以有勇气变卖家产送儿子到连地方都不知道在哪的蛮夷美国那里去留学呢?现在才明白，那些思想的来源当是来自隐居涛雒的丁守存和他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儿子丁麟年，父子二人都同北京保持密切的联系，作为丁氏家族一个大儒，丁以此少不了经常到丁大人那里去做客讨论，丁守存科技强国的故事也必然为丁惟汾所熟悉，而丁观海夫妇最后放弃了大陆选择去台湾，未尝不是去追寻丁惟汾。丁守存的科技强国、丁惟汾的革命救国，丁肇中的科学爱国，都是一笔笔宝贵和丰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如果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涛雒全面展现出来，19世纪末、二十年代初那个风云变换的年代都会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呈现在市民和游客面前，这对于提升涛雒和日照的文化形象和旅游品位，提升日照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日照的城市形象、促进日照和台湾的交流，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特别感谢：本文原创作者刘春香供稿！)